17位北漂家政女工公开展示被家暴、劳作中的身体

  内蒙人梅若记得，第一次密集接触家政工群体，还是十几年前。她去拍纪录片，对象是40个家政女工。

  跟拍的过程里，DV机就架在真实的生活场域。夜晚无人入眠，镜头前，忽然凑上来一个“大头”，对着机器倾诉感受：“现在是晚上11点，我刚搞完卫生，回到房间里”，梅若被那种真实感撼动了。

  在此之前，她的人生轨迹并不复杂。出生在内蒙古呼和浩特清水河县，后来到北京念大学，她学法律，爱好广泛，却一直热心公益。

  拍家政工纪录片那年，她已经结婚，有了孩子。她感到进入婚姻家庭后，女性想要获得成长，阻力无处不在。即便自己获得的社会资源，已经不算稀薄，但“还是如此难”。

  她将自己的生命体验，平移到这个边缘群体，意识到她们的处境更难想象。据统计，北京家政工从业人员，超过60万。在整个中国，数据则是3700万。其中，超过95%是女性。

  这个庞大的底层劳动女性群体，生活在城市，却像隐形的存在。她们面临的问题，还没有在公共讨论的语境中被真正地重视过。

  随着老龄化、二胎开放，城市家庭照料的市场需求剧增。梅若笃信，在很长的周期里，家政工这个议题，都不会消失。

  公益行业也有“赛道”。梅若花了很久，向别人论述，为何家政女工是？她把这个称为“破题”。

  不像罕见病患者、流浪儿童和残障人士，家政女工的权益不是紧迫的议题。在人们看来，尤其在北上广深这些大城市，家政女工收入不菲，“照顾老人有5000，照顾孩子有7000、8000，月嫂甚至要上万”，梅若说。

  但当一个女性，多数是从乡村、县城来到大城市，孤身一人，抑或举家前往，再然后，原子化地进入到一个城市家庭里头，她们的处境是复杂的。无论是主动，还是被动成为一名家政女工，背后的命运都稍显沉重。

  很少有人在这份职业里，体会到价值和尊严。而在一份可观的收入背后，大多数人背负的经济压力，平常人很难想象。很多女性，是在突然遭遇家庭变故后，决定到城市里来。譬如，丈夫过世，父母生病。又或者，到了某个用钱的关口，孩子上学或结婚，赚来这些钱，大部分要寄回老家去，很少属于她们自己。

  “一位住家阿姨，一个月几乎不花钱，最多花到100块，而周末即使休息一天都会有愧疚感，她觉得出来就是挣钱的，怎么可以去享受？”

  还有好些是被家暴出逃，到了城市，再也不要回去。2011年拍摄纪录片时，梅若认识了一个东北大姐，丈夫酒后，把她的胳膊打断三节，尾椎骨也被打断。因为丈夫一喝醉酒就打她，后来她索性到北京街头流浪，做了家政工。

  另一些，则是在养育孩子的周期，出来照料雇主的孩子。于是，城市远方的另一个孩子，不得不在家乡成为留守儿童。

  当然，还有这个群体始终在面临的不确定性，“今天在这家做，明天会不会下户，那明天住在哪里？”

  2014年，梅若开始做家政女工的调研。两年后，她和一个朋友，成立公益组织“鸿雁社工服务中心”，她们租借一个空间，又把望京的一个地下室，变成主要的活动中心。

  在内蒙，有一首歌叫《鸿雁》。鸿雁靠迁徙越冬，聚集成数十、数百、甚至上千只的大群。“就像这些家政女工，要通过迁徙来赚取她们的生计。”

  前前后后，“鸿雁”聚集过三四千个家政工。一开始，这里像一个“诉苦”大本营，“因为大家都挺苦的”。也解决一些功能性的问题，比如，教初来城市的女性，怎么样去使用手机导航，寻找就近免费的公园，以及一些法律援助。再往后，她们做绿色家政，也做家政女工艺术节。

  4月初，在一个线位家政女工登上舞台，演出身体剧场作品《分·身》，这也促成了我们这次的拍摄。我们好奇的是，一个极具艺术感的舞台背后的生命故事。

  在镜头前，当她们讲起前半生，常提到“压抑”。过去，那些苦闷与愁情，像溶洞底下翻涌的大河，心在翻转，但无人知。而孤雁找到雁群，便有暂时栖息之地。

  五环外，崔各庄东辛店的早晨，沿街低矮商铺与密集出租房里，生活快要苏醒了。这里与望京CBD仅一墙之隔，却呈现出另一种面貌。

  我们见到牛会玲，她50岁出头，山西临汾人，始终笑意盈盈。她带我们穿过狭长巷弄，来到她租住的6m²的“家”。租金600块，她和两个姐妹合租下来，人均只要200块。

  平日相聚的机会很少，她是住家阿姨，只有周六才会过来，可以睡到自然醒，打扮打扮，吃个早饭，就坐公交前往望京。

  这个家仅容纳一张床，还有一些换季衣物。床沿到门口的距离，几近只有一步。但她在这里，有她的快意。她喜欢那扇小窗，通风，光能照进来。

  高中毕业后，她就开始做乡镇小学老师，教语文和数学，一直持续27年。早些年，学校是寄宿制，她吃了好多年食堂，其实不太会做饭。但她热爱和孩子相处，把很多爱都给了学生。

  在北京做住家阿姨后，她觉得这是自己的一个弱点，人生过了一半，重新开始有效学习厨艺。家政工是她的第二份工作，我们问她是否感到职业落差，她感觉自己的工作从来就没低人一等。

  但来北京的第二份工作，是在一栋别墅里，工资开到8000块，常被雇主“呼来唤去”，别墅有三层，一顿饭她要端着盘子上下跑三次，两个月后她请辞，她要留住她的自尊。

  变故，是发生在丈夫生病那一年。丈夫病了几年，每年都进抢救室，加上孩子结婚，家里早已入不敷出，欠下不少外债。她决定出来打工，用她的话来说，“把这个家撑起来”。

  很快，丈夫去世。人生最低谷的时候，她感到生命快要死去。北京城大得像一个荒野，她险些无法从中走出来。“鸿雁”托住了她的一些痛苦，所以只要休息，她总往那里去。

  她提到在身体剧场《分·身》里的一个故事，当家政工李文丽把自己的身体化身为一个衣架时，“我们所有人把衣服搭在她身上，一起说，‘你没有家了，你能去哪儿’？”

  每当排练到这儿，她都泣不成声，看到她哭，所有的姐妹都产生共鸣。漂泊在外，牛会玲自视为“无家可归的人”。哭完，她们停下来互相拥抱，互相安慰，情绪平复后，再接着演。

  在望京45m²地下室里排练的这几年，被迫停下的时刻总有发生，大家停下来抹掉眼泪，因为很多情节，完全来自真实的生命经验。

  甚至，把打鸡蛋、系围裙、颠锅、洗衣服，也搬上舞台。宋廷会惊讶于这样的表演，“自己当演员来表演自己的事儿”，这简直是头一遭儿，“假如没有这样的机会让我们展现，我们永远都是最边缘化的。”

  宋廷会是重庆人，远嫁到河北涿州，上午在一个酒店里做面点师，下午她做小时工，固定给一对小夫妻做晚饭。

  她把自己的打工生活切割成两块，穿上白色的厨师服，她有稳定的营生，工资有两三千块，住在有电梯、空调的宿舍，拥有保险。而脱下厨师服，她成为一个家政小时工，补贴一点家用。

  周末休息日，如果不去“鸿雁”，她就回到在南六环马驹桥的出租屋，给家人做做饭。她是最早一批加入“鸿雁”的家政女工。七年间，她加入不少文艺小组，参加过三届艺术节，写下她从日常生活里得来的诗句。

  而在《分·身》里，她最喜欢的是谭启容和罗雪芳的一段双人舞。当她们相拥，并不得不告别的时刻，“我要走了”，这句台词总让宋廷会产生撕心裂肺的感受。

  她想起自己出来打工时，儿子才6岁。她一次次和父母、孩子告别，她认为这是一种“无奈地出走”。还有一段，是在舞台上，大家唱起《小星星》。她想起小时候陪孩子，几乎没给他们唱过什么歌，如今唱起歌来，却是在雇主家哄雇主的孩子入睡。

  家政女工的生活，似乎始终在面对一种分裂。大时代底下的流动女性，从乡村来到城市，从一个家庭来到另一个家庭，身体的劳动带来生计，却也带来身体与情感的分离。

  虽然跨越三年之久，但排练其实只有36个周六，在第37个周六正式登台演出。这期间，陆陆续续有人离开又回来。

  过去十年，身体工作者廖书艺，一直在和不同身份背景的人打交道。作为《分·身》的导演，她形容这次身体剧场的排练，“是在传统的剧场排练中，没办法想象的工作节奏。”

  很多家政女工是流动的，最少的时候，只有三个人能来。这样的一个过程里，罗雪芳从始至终坚持到场，即便往返排练，她要坐50站公交，花去至少5个小时。雇主家和排练室两点一线，可疫情起伏的那一年，她也常常提心吊胆。

  疫情和家政的工作属性，带来太多不确定性。廖书艺觉得，整个创排过程就像“缝被子”。不能贪多，因为一周只能见一次，需要“一小点一小点慢慢积累下来”。

  “接触即兴”，作为后现代舞蹈的一种，强调在动态中感知身体间的对话，探索动作中的“共享时刻”，主张人人皆可舞。

  一开始，好多大姐不认为这是一种舞蹈。比如宋廷会觉得，舞蹈总归是在电视上看到的，像民族舞、现代舞，她脑海里都有鲜明的画面。而在地板上翻滚，身体纠缠在一起，就像退回到孩童时代，这怎么能算是跳舞？

  但廖书艺发现，这些家政大姐的身体质感非常好，很“接地”。过去她和白领一起跳舞，感知到她们身体的疏离，“因为长时间坐着，跟地板不太亲密”，这是家政大姐带给她的惊喜。

  这样的惊喜还有，当谭启容和罗雪芳在双人舞中，像磁石一样相拥在一起，廖书艺发觉自己根本不用告诉她们，应当用什么节奏来演绎，因为那些情感总是“准确”的。

  她教给她们一些最简单的动作，让她们去觉察身体。抬起手臂，再放下，如此反复，她们由此联想到颠锅时的经验——她们有自己对于动作的理解。慢慢地，这部作品里，形成了许多看起来是“写实”的部分。

  比如系上围裙，再抖动，如同即将开始劳作。而解下红色围裙之后，将之化作毛笔，身体变成洗衣机、彩绸、风扇……总之，像极了将劳动场景搬上舞台。虽然构设这部作品时，并没有如此严格的对应。

  廖书艺认为，“这个作品好像真的把她们的生活卷进去了，有点分不清楚到底是在表演，还是在生活。”

  4月8日，北京天桥剧场，灯光暗去，在鸟鸣声中，家政女工陆续走上舞台。在牛会玲的记忆中，演出前一周的最后一次排练，大家仍旧会哭得“稀里哗啦”，情感太浓烈了，她们担忧是否能完整演完。

  作为五幕剧，每一幕的内容，想要讨论的主题不一，但都关乎身体。当家政女工的身体，被城市生活切分，她们作为女性、劳工、妻子、母亲，身份时刻变换。

  开篇故事，来自家政女工高冬梅的经历。2015年，她从山西到了北京，刚上户，在雇主家的客厅里，雇主和她说话，她没有回应，而是愣在原地。她的普通话不好，过去在家乡，唯一能听到普通话的机会，是在电视机里——她以为是电视机在说话，这是普通话第一次闯入她的空间。

  语言差异背后，也是身份的鸿沟。身体就这样被分为几个：生理的，工作的，家乡的……

  在被家政工们叫做“拉重物”的一幕，红色衣服道具，变成了各种象征。在舞台上，她们想象自己如何拖拽生活的重量前行。她们逐个高喊，让这些重量化作：一袋大米，一桶油，50斤面粉，一袋白菜，一袋土豆，50斤猪肉，一箱苹果，一车砖头，一家人。

  拉不动怎么办呢？那就分做好几趟。“第一趟、第二趟”，一位家政女工忽然高声唱起歌来。然后，她们提起这重量，再放下，再提起，再放下，一遍一遍重复，直到最后，狠狠把这重量抛出去。

  好多人都在“抛”的过程中感到快意，因为真实的生活里，只能驮负、拖拽、隐忍。

  这是宋廷会觉得最痛快的章节，廖书艺告诉她，“可以用不同的节奏、方式去拿起、放下这些‘重物’，轻或重，看看带给你什么样的感受。”

  宋廷会想象，“第一次抛出去的时候，要轻轻地，就像一个人刚刚来到这样一个世界，父母就是这样呵护我们，生怕我们受一点点伤害。但是人生会碰见不同的事情，有时我们也要狠狠地抛回去。”

  舞台具备魔力，它指示了超出生活的一种可能，此刻不委身于厨房，灶台，抹布，消毒剂，照料孩子，护理老人。身体也是值得骄傲的，虽然它必须要时刻为生活忙碌，但劳动者的身体光辉，同样属于舞台。

  时隔几个月，在望京的地下室里，我们和一群家政女工，一起观看了记录整场舞台的视频。很多人是第一次看到自己在舞台上的表演，仍旧会为一些片段心情激越，感受持久余味。

  梅若想用艺术去唤醒一些东西，这是她做艺术节的初衷。2017年，家政女工们开始有了第一届“百手撑家”艺术节。顾名思义，生计全靠一双手，却可以支撑家庭。

  第一届艺术节以纪实影像为主，覆盖北京、济南、西安、上海、广州，她们邀约了5个摄影师，跟踪拍摄100个家政女工的故事，用了一年多的时间，集结成一本画册，也在北京798的一个画廊公开展映。

  家政工姐妹们用红色衣物叠出的七手八脚女性形象，由家政工李文丽绘成图样，张东红用口红写出“分·身”，牛会玲手写文字，最终由舞美设计揭小凤设计成艺术节海报

  后来，艺术节的主题，则关于音乐与诗歌。家政女工集体创作了一张专辑《生命相遇》，包含10首原创作品，收录了范雨素写的歌词。

  其中一首同名歌曲，也是许多大姐最喜爱的一首，歌词几乎是一人一句合力写成。宋廷会写了开头，她说：“整个人生就是稀里糊涂的，稀里糊涂中也有快乐”，还有她最满意的最后一句，“人生如水，终在大海汇聚”。

  梅若记得，那年在录制现场，一个叫王青春的家政女工。她性格温柔，却始终唱不上去高音。梅若是做社会工作的，想探究青春失去高音的过程。

  于是发现，青春原来是家里的第二个孩子。从小她不爱讲话，看见人都只有笑容，没有笑声，是“家里头最不被看见的老二”。

  从事家政工作后，她尽力在雇主家“隐身”，日常不太需要说话，只是默默做事，每天最常说的话是“好的”。

  梅若唏嘘，或许很多人在经历了一生之后，竟不感觉自己有过“高音”。越底层的女性，从出生那一天开始，就被认定人生该怎么样度过。

  在某种意义上，“鸿雁”在做的事情，是帮她们找回“高音”。舞蹈，唱歌，写作……年轻时没机会实现的梦想，忽然接续上了。最重要的是，可以袒露自己。

  梅若是80后，她感觉自己和这些家政大姐，其实是同龄人。在家政市场，40到50岁，是最值价的年纪，因为体力最好。50岁往上，住家阿姨的工作已经不太好找。60岁的人在做什么？——在做环卫工，保洁。

  流动时代底下，一个城市给人营生，也应当托举她们。很多家政大姐提到“家园”。

  牛会玲不再感觉自己是漂泊没家的人，每次见到姐妹们，她都要用力地拥抱。她喜欢朗诵，《分·身》的制作人颜维旭就送她一本女诗人的诗集，她每天都在社会化媒体上发表作品。忙碌的时候，她会一口气念十几首，攒着慢慢发表。

  宋廷会觉得“鸿雁”像是一个精神寄托，让人感到温馨的大家庭。这几年，她也在这里学习环保理念，健康饮食和垃圾分类。而过去，休息的时候，她无处可去，只能游荡在商场和公园。她也写诗，虽然有些羞涩于发表。